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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事稳健有耐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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锐气大挫,且饥饿不堪,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,周亚夫又坚壁不出,只得引军而去。这时,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,一举而破吴楚大军。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,后发制人的战术。并说:“国藩久处兵间,虽薄立功绩,而自问所办,皆极拙极钝之事,与‘神速’二字几乎相背,即于古人论兵成法,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。”为什么他做“极拙极钝之事”?因为他认为,“兵,犹如火,易于见过,难于见功。”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,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。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“良为至论”:“稳扎稳打,机动则发。”然后马上补充说:“然‘机’字殊不易审,‘稳’字尤不易到。”故须极力追求,处处用心。

    正因为稳慎,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,极力反对不知敌我、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。他说:“未经战阵之勇,每好言战。带兵者亦然。若稍有阅历,但觉我军处处瑕隙,无一可恃,不轻言战矣。”不轻言战,即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他称赞李续宾,说他“用兵得一‘暇’字诀,不特平日从容整理,即使临阵,也回翔审慎,定静安虑。”又说:“迪安善战,其得诀在‘不轻进,不轻退’六字。”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,他叮咛说:“凡与贼相持日久,最戒浪战。兵勇以浪战而玩,玩则疲;贼匪以浪战而猾,猾则巧。以我之疲敌贼之巧,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。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: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,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。’”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,他又嘱咐说:“总以‘不出壕浪战’五字为主。”曾国藩所说的“浪战”,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。即或有小胜,或仅小挫,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,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,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。与其如此,不如坚而守之,弁(biàn)勇身心强健,斗志昂扬,一战可胜。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。不浪战,或坚守不战,似乎胜之甚慢。实际上,养足精力,看准时机,战而必胜,虽慢实快。否则,欲速反不达。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,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。

    正因为稳慎,曾国藩强调“扎营宜深沟高垒,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,受创于郝昭,皆初气过锐,渐就衰竭之故。陆抗之拔西陵,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,先备外援,以待内之自蔽,此善于用气者也。”这些例子说明:当两军对垒,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,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,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。所以,曾国藩说:“凡行兵,须积蓄不竭之气,留有余之力,《左传》所称再衰三竭,必败的道理。”在没有现代化武器,打仗只有刀矛,全靠体力,全凭勇气的情况下,曾国藩的“静”字法,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。自然,曾国藩的“静”字法,并不是消极疲沓,被动挨打。他指出“战阵之事,须半动半静,动者如水,静者如山”。静时如山之屹立,不可动摇;动则如水之奔腾,不可遏止。

    正因为稳慎,曾国藩又提出了“以主待客”的原则。他说:“兵不得已而用之,常存不敢为先之心,须人打第一下,我打第二下也。”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,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,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,谁先动手,何时动手的问题,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、何者为客的问题。所以他说:“古之用兵者,于‘主客’二字精审也。”何谓主客?曾国藩罗列道;“守城者为主,攻者为客;守营垒者为主,攻者为客;中途相遇,先至战地者为主,后至者为客;两军相持,先呐喊放枪者为客,后呐喊放枪者为主;两人持矛相格斗,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,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。”如何处理主与客?他说:“凡出队有宜速者、宜迟者。宜速者,我去寻贼,先发制人者也;宜迟者,贼来寻我,以主待客者也。主气常静,客气常动。客气先盛而后衰,主气先微而后壮。故善用兵者,最喜做主,不喜做客。”他评论湘军将领说:“近日诸名将,多礼堂好先去寻贼,李希庵好贼来寻我。休、祁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,不知以主待客一层。”以主待客,既可以逸待劳,养精以应敌,又可静以审势,乘机以破敌。所以,曾国藩认为,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。“凡扑人之墙,扑人之潦,扑者客也,应者主也。我若越壕而应之,则是反客为主,所谓致于人者也。我不越壕,则我常为主,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。”

    曾国藩甚至把这套“主客论”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。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,是因为他们对于“内外主客形势全失”。向荣、和春只专注金陵一隅,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,在江北,连与江浦、六合紧连的和州、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,安庆、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。在江南,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,未严加控制,以巩固大营的后方,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。与此同时,向荣、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,“援浙、援闽、援皖、援江北,近者数百里,远者二三千里,援军四驰,转战不归”,被太平军各个击破。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,几被全歼于小店;在六合、浦口之役中,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,张国棵大败于浦口,周天培部全军覆灭。仅这两次战役,共损失“兵勇一万数千名,精锐失之过半”,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。江南大营的内外、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,曾国藩认为,这是因为向荣等“不能从大处落墨,空处着笔也”。

    总之,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,静动问主客问题,这些都是以“稳慎”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。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,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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